刚刚落幕的全国两会，科技界代表委员在承前启后、开启改革发展新篇章的关键节点的提案和建议备受关注，热度较高的话题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物流发展、精准扶贫、增进就业等方方面面。而以马化腾、李彦宏、雷军等为代表的互联网、科技界企业家们的发言紧跟社会经济发展热点，其带来的连锁反应可能直接影响未来的产业走势。
“对行业内龙头企业，就要加大科技创新扶持力度，凸显企业的主体作用。”卢庆国认为，应重点支持行业中的龙头企业牵头建设设施齐全、水平一流的中试平台，实现科技成果与生产转化的顺畅衔接。
卢庆国介绍，欧美等发达国家非常重视中试在科技研发中的作用， 大多具备非常好的中试条件，并组建有专业的中试团队。而国内大学、科研机构多数没有自己的中试车间， 部分建有中试车间的科研单位，因缺乏专业的中试人才，导致中试车间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部分科技型企业建有相应的中试平台，拥有专业的中试操作团队，但整体中试设施配置低、标准低，可中试的品类少， 难以满足产品多样化的中试需要。
“中试平台的缺失已经成为制约科技创新成果走向产业化的关键因素。”卢庆国建议，国家科技部门加大对高水平中试平台建设支持力度，在科技平台建设中单列对中试条件的要求，通过在科技平台建设、科技项目分配等方面制定倾斜政策， 重点支持行业中的龙头企业牵头建设设施齐全、水平一流的中试平台， 满足行业科技成果中试多样性的需求，实现科技成果与生产转化的顺畅衔接，助推产学研更好地结合，大幅提升科技成果向产业化的转化率。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移动董事长郑杰：尽快制定数据安全相关法律
当下，网络安全形势严峻，网络攻击、勒索软件、数据泄露等事件频发，涉及医疗、金融、财务数据、个人身份信息等领域，对此，郑杰呼吁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明确数据安全法律责任， 完善监管体系，保障国家安全、公民个人隐私权益和社会安全稳定。
据郑杰介绍，针对日趋严重的数据安全问题，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已制定法律并完善标准。我国也已将数据安全纳入国家战略保护领域， 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但目前我国数据安全的相关规定还不够全面，不足以从法律层面保障数据安全。”郑杰表示，目前我国“数据主权”的地位尚未确立；对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主体界定不清晰； 与数据安全相关的政策文件法律效力低，难以系统性解决数据安全保障问题。
为此，他建议“确立数据主权， 明确数据安全法的管辖范围”，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确实需要向境外提供的，应当进行安全评估。“对于重要数据要实施特别保护，对其存储、加密以及拥有者进行数据安全评估。”郑杰强调。此外，还需完善数据安全监管体系和数据安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明确数据安全单位的责任和义务。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副总经理余少华：实施工业互联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余少华院士建议，将工业互联网技术攻关纳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从行业角度看，工业互联网发展还存在一些难点。”余少华举例说，现阶段数据统一采集是发展工业互联网的前提。公开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企业设备数字化率为44.8%，数字化设备联网率为39%，很多有用的数据无法采集上来。究其原因是我国制造业装备种类繁多、生产厂家众多，早期的生产装备缺乏行业通用的标准体系，不同厂家不同类型设备的通信接口与功能参数各不相同，且装备与制造管理系统也缺乏统一的集成机制，造成设备与设备、设备与系统间互联互通操作困难，制约了工厂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和生产智能化的进程。
此外，工业互联网建设还面临系统指令难以通过网络统一传递、软件开发比较薄弱等问题。“有必要将工业互联网技术攻关纳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通过对早期装备技术改造和网络集成，将工厂供应链、物料、所有装备、产成品、库存、包装、发货、销售环节、控制系统一体化，实现供应、生产、装备、研发、运维等各环节信息化；将客户需求快速转变为方案和产品，减少人工工序以提升品质管控，通过生产过程透明化缩短产品交付周期。”余少华建议， 可以根据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态势和技术攻关情况，设立工业互联网（一期、二期、三期）国家重大专项，以解决不同发展阶段的关键技术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天能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天任：应对“报废潮”将至的动力锂电池，有这样几招
2018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超过120万辆，同比增长约60%， 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20年产销量将突破200万辆大关。据测算，结合汽车报废年限、电池寿命等因素，2018～2020年，我国累计报废动力电池将达12～20万吨，到2025年，该数字将增至35万吨。
今年两会，张天任提交了《关于加强对报废动力锂电池的再生循环利用，确保国家资源战略安全的建议》。他说，目前退役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主要有两个去向。一是梯次利用，用于电信基站备电等；二是再生利用，拆解后将其中重金属提炼再使用。“从全生命周期看，梯次利用的电池在最终报废后，也需再生利用。”
一方面是即将大量涌现的报废锂电池，另一方面，我国锂资源严重依赖进口。数据显示，我国锂矿对外依存度超过85%；“中国需求”还推动电池级碳酸锂价格暴涨，从2015年初不到5万元/吨上涨到2017年底的18万元/吨，涨幅三倍多，极大加重了我国锂离子电池制造企业的采购成本，并对资源安全提出挑战。
张天任说，报废锂电池处理不当或随意丢弃，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危害。如正极材料中的钴和镍等重金属元素、电解液中的有机物、负极中的碳材料等都会对水体和土壤造成污染，严重的可能数十年都难以恢复。
对此，张天任建议，有关部门应加快制定报废电池回收及再生利用的管理、技术和评价标准，如电池余量检测标准等；加快研究财税优惠、产业基金、积分管理等激励政策， 探索动力电池残值交易等市场化模式，促进动力锂电池回收利用。
“当前，再生技术尚未成熟，拆解主要靠人工完成，成本居高不下。”张天任说，应针对再生利用存在的薄弱环节，组织产学研联合攻关，突破关键共性技术，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鼓励具有产能和技术优势的锂电池制造企业建设再生循环项目，并加强规划，避免再生循环项目“一哄而上”， 导致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等。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汤玉祥：加快推动先进装备制造业走出去
今年两会，汤玉祥带来了《加快推动优势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加快智能驾驶在城市快速公交和环卫领域建立示范工程》两项建议。他说， 国内的先进装备制造业，特别是新能源客车已具备大踏步走出去的条件。“传统的客车产品，我们已接近国际高端水平。”
客车是指乘坐9人以上的商用车，我国客车产量已居世界第一。2018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体量已达年销120万辆的水平，并保持着相当高的增速。
“在新能源客车方面，我们的优势更显著，在国际竞争中处于领先。”汤玉祥说，由于国家及各个部委的早期支持，国内市场发展快。宇通等行业参与者，经十多年核心技术积淀，初步实现新能源产品的国际领先，在安全、节能、环保、舒适、可靠等方面具备了一定优势。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通过拓展“智能+”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推动标准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接， 让更多国内外用户选择中国制造、中国服务。
但先进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并非一帆风顺，尚未形成真正的品牌效应。因此，汤玉祥建议，对于一些国家设置的贸易壁垒，有关部门聚焦海外市场，应出台有针对性的出口配套政策。部分海外目标市场经济相对落后，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融资能力有限，更希望我国企业能“带资进入”，因此，推进有利于先进制造业走出去的融资担保政策也显得较为重要。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四研究院型号总设计师胡胜云：为商业航天发展画出公平“赛道”
民营航天领域虽出现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但2018年一些探空火箭的发射有些重复建设迹象。对于产业初期的无序性，胡胜云认为，我国民营航天起步晚，目前存在一些重复建设的情况不可避免，是发展的代价。
而在产业初期，民营企业有重复的布局、追求“关注度”和“流量”也无可厚非。胡胜云认为，不要小看现在的重复，它引进了资本， 启动了产业的未来发展，市场中“大浪淘沙”是发展的常态，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启动创新。目前，一些民营企业的商业尝试获得了业界肯定，例如，蓝箭航天以小众用户为开端，进行要求不高、成本较低的发射尝试比较有策略。此外，蓝箭航天也有自己的创新，它建立了自己的试车台，是国内首家研制液氧甲烷发动机的民营火箭企业。
对商业航天的发展要持宽容的态度，一方面是宽容产业初期的无序性，另一方面是宽容探索中的挫折。
“不管是国家支持、还是商业支持，航天探索的技术门槛都非常高， 技术掌握困难、资金支持需求巨大。”相关业内人士表示，航天事业极富挑战、关系未来，都会不同程度遭遇失败。国际上，有过很多失败的案例，SpaceX、蓝色起源等企业都遭遇过发射失败，因此业界应对商业航天发展中的失利有所包容。
民营航天仍处于烧钱阶段，体制内的商业探索也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赢利模式。来自航天国家队的这位人大代表认为，商业航天的发展目前进入了关键阶段，需要解决“如何让商业航天企业赢利”的问题。
以航天器为例， 商业化通讯、遥感卫星的发展，面对的将不仅是全球市场的竞争，还有来自地面启发解决方案的竞争。例如，铱星公司之前的破产，就是市场培育问题。卫星通讯技术已经过了关，但是由于没有很好的培育市场，通讯的“赛道”被地面基站抢占了。
对于商业航天的赢利模式，很多企业做了探索，例如，有在春节期间售卖太空全家福的；也有为公众提供基因永久太空保存服务的，还有亲临式教育科普的。大量的创业企业进入航天领域，成为搅动池水的“鱼”， 推动商业航天的“亲民化”发展。
对此，胡胜云有着互联网的思维，他认为，行业热闹了，就会有层出不穷的商业模式。在一份题为《关于国家大力支持发展商业航天产业的建议》中，胡胜云写道：建议国家做好商业航天顶层设计，放开市场准入，鼓励多种市场主体参与商业航天产业的各个环节。
“现在的准入制度更多的是部门规章。”胡胜云说，应该从法律法规体系，为商业航天的发展画出公平的“赛道”。
“制定规则、做好引导、划好边界，国家对商业航天规范得越好，不规范的‘忽悠’就会越少。”胡胜云建议，以法律法规和市场来规范商业航天行为，在此基础上，确保商业航天领域公平公正公开竞争，将商业航天纳入国家政府采购范畴。
全国人大代表，中移铁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郭永宏：推动构建物联网安全体系
近年来，全球物联网产业规模急速壮大，根据IDC数据，2018年全球物联网连接数（包括蜂窝及非蜂窝）达到115亿个，预测2020年将接近300亿个。我国已将物联网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预计到2022年物联网市场规模将达到7.2万亿元。
郭永宏认为，在极大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物联网安全性面临潜在的巨大风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用于攻击物联网的工具越来越先进；第二，实施攻击的技术门槛越来越低；第三，传统的网络安全边界被打破，不同物理位置和网络层级的设备联网后，产生出更多的攻击点。
针对物联网发展可能面临的网络安全新形势和新需求，郭永宏建议，国家积极推动构建物联网安全体系，鼓励物联网安全新技术、新应用探索，扶持物联网安全产业链发展，完善物联网安全监管政策。具体包括建立健全覆盖物联网系统和建设各个环节的安全体系；加强对物联网安全新技术、新应用探索和研究的引导；联合行业力量打造物联网安全产业链；尽快完善物联网安全监管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李家俊：尽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体系
李家俊建议，尽快构建系统的国家生物安全体系，要尽快储备生物安全优秀人才、加强生物安全学术研究、有效防范影响人民生活、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军事安全等国家安全的生物威胁。
当前，全球生物安全形势日趋严峻，传统生物安全问题与非传统生物安全问题交织，重大传染病疫情、生物技术误用和谬用、生物恐怖主义等生物安全威胁不断显现。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纷纷发布国家级生物安全战略，建立全流程生物防御体系，强化生物安全能力建设。李家俊认为，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 我国还有不小的差距，比如在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战略资源库建设中， 就存在生物样本的收集良莠不齐、共享和资源库之间的信息联系不足、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分布上有偏颇等诸多问题。
李家俊分析，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和生物科技迅猛发展，特别是以合成生物学和基因组编辑技术为代表的新型两用生物技术突飞猛进，让我国面临着全球范围生物技术滥用等潜在威胁，也对我国参与全球科技治理造成阻碍。
基于此，李家俊建议，要充分借鉴发达国家成功治理经验，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生物安全建设规划， 加快生物安全战略布局，在相关领域加强政府和民间机构的密切合作， 建立起全国范围的、完善的监测与预警系统；加强健全生物安全监管制度，实现发展与管控协同发展；尽快完善生物安全法律和政策，保障生物科技健康发展；持续推动生物军控多边主义，在技术、军事、外交、舆论等领域做好充分准备，争夺国际话语权和制度权；加强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提升生物威胁应对能力。
